他廉洁奉公，颇受教员赏识，为何刘彭均建议不要重用此人？

1948年夏，出于实际形势的需要，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，由少奇同志担任第一书记。不过少奇同志身兼多职抽不开身，华北局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第二书记薄一波处理，重要事件才由少奇同志拍板。 有天薄一波拿着一份准备提拔的干部名单来让少奇同志检阅，少奇同志对大多数人都是认可的，唯有一个名字，他看了后皱眉思考良久，询问： “怎么把这个人也放进来了？” 言外之意，就是自己反对。 但薄一波却坚持己见，争执了很久。最终少奇同志尊重薄一波的意见，让他放手去干，不过同时还说考察干部要全面，如果提拔这个人将来出了什么问题，薄一波要负责任。可见少奇同志对那人还是非常排斥的。 无独有偶，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，不到场却挨了批的彭老总给中央写信，除了述说内心的苦楚外，还专门提出建议不要任用两个人，其一就是当年少奇同志持否定态度的。 但奇怪的是，被刘、彭如此反感的对象，却让毛主席和邓公另眼相看，主席曾拿着此人的宣传稿问总理：“这样的文章你写得出来吗？” 邓公在80年代后也说过他： “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得罪了不少人。” 邓公此评价的背景，是有不少老干部想要把那人拉出来批判，而邓公一语把气温给降了下去，内心的倾向不言而喻。 那么，这人到底身上发生过什么？以至于出现如此反常的情况呢？ 相信熟悉党史的读者能看得出来，这个“多面”的人就是柯庆施，他能让几位中央首长给出不同的评价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人。 少奇同志反感柯庆施，源于在白区工作时的一桩往事。1936年，少奇同志担任北方局书记，柯庆施是他麾下的组织部长。此时日寇对华北地区的侵略日益加紧，局势较为混乱，我党在各方面都急缺人手。 而平津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因承受了日寇的压力，对“政治犯”无暇多顾，柯庆施就向少奇同志建议，可以给被关押于草岚子监狱的同志们下达指示，要求他们先履行国民党的手续，假意服从，以此获得出来工作的机会。 所谓的国民党手续，就是让被捕人员写“悔过书”，公开脱离组织关系。在草岚子监狱里的同志基本都被关押多年，要他们自己去“悔”，那根本不可能，否则早就出去了。但若是上级组织出于斗争需要，向他们提出策略需求，情况又不一样。 柯庆施希望用“假投降”来换取同志们的安全，这一招比较冒险，无论是下命令的人还是假意“悔过”的人，将来搞不好都容易出问题。 少奇同志思考良久，在请示中央过后，同意了柯庆施的建议。最终在多番的努力下，草岚子监狱的54名同志于1936年9月重获自由，其中包括了薄一波。 对于薄一波来说，柯庆施算得上他的救命恩人，甚至可以称为命中贵人。 薄一波原先在白区工作时并不算特别突出，还被抓去坐了几年牢，为何七大时能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委员？就是因为他在出狱后被派回山西老家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，后来成功发展出牺盟会、决死纵队。 即便抗战时期阎锡山翻脸了，也有数万山西新军编入了八路军，这是薄一波的成绩。凭借卓越贡献，他得以跻身核心层。而如果没有柯庆施的建议，他说不定还要被关押更久，那派去山西搞统战的就会是别人了。 诚然，薄一波能力很强，但没有这个机会，他要达到后来的高度也是很难的。他心里也清楚这点，所以对柯庆施很感激，在1948年要吸纳柯庆施进入华北局领导班子。 而在少奇同志看来，柯庆施过于激进， 只要能达到目的，不会讲究原则 。这类人是很可怕的，所以少奇同志第一反应是拒绝，慎重地让薄一波考虑清楚。 当时都薄一波没有想得那么长远，顶着少奇同志的质疑仍在坚持，最终把事情办成了。不过他晚年在回忆录《七十年奋斗与思考》中忏悔： 后来事实证明，少奇同志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，是完全正确的；我的看法是根据一时一事的判断，完全错误。 关于柯庆施“只要能达到目的，不会讲究原则”这一点，庐山会议的前后最能体现。 此次会议最开始吹的风是“纠左”，柯庆施上山拿的也是这类材料。但彭老总的信送上去后，气氛就不对劲了。在中央只是传阅信件时，柯庆施已察觉到了改变，连夜让人去上海取批“右”的文件。 这个节点中央还没有明确表态，柯庆施的做法可见政治嗅觉灵敏，而且滑头，早就做好两手准备。 事情随后的发展果真如柯庆施所料，彭总承受了巨大压力，而这时柯庆施立马跳了出来攻击，扣上了许多帽子，一些子虚乌有的事，被他添油加醋上纲上线，导致彭总的处境更加艰难。 正是因为他这反复的举动，让彭老总心中担忧。能毫无愧疚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这种人的破坏力太大了。 但是，有人反感就会有人喜欢。柯庆施能一直在高位，很关键的原因是毛主席对其欣赏。 1957年末，柯庆施公开发表《乘风破浪，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》，宣扬要在各方面都加速。主席看后很高兴，在接下来的南宁会议上就对周总理说： “这种文章，你能写得出来吗？” 还有我们现在常说的“全国一盘棋”，最早也是他在1959年公开发表《论“全国一盘棋”》一文，此后才被广泛使用。曾